从人性善恶谈法治（儒法功过）

古今中外，凡人治与法治争斗，必然大谈“人性善”，“人性恶”。
   就象不同人对做恶的评价不同；有的说“这人本来是好人，犯了错误，教育教育，改了就好。”（靠思想约束，就是人治。）另外的人确说“这人真坏，还是关起来，不让他做坏事。”（靠规则约束，就是人治。）
   这里，人性善恶，到是为进行人治法治而加入的借口。
   不论儒家法家，之所以可以做事的关键是针对了人类两天性；一是好利，二是怕恶。所以儒家有“仁义”，但是不可以少“礼法”。法家有“刑”，但是不可以少“徳”。
   至于“人性善”，“食色，性也。”不知是否为善。
   孔子的弟子认为管仲不仁不义，而孔子确认为管仲大仁大义。照这样分析，好坏只存在于不同的看法而已。不但常人还是执法者，太难操作。
    人治是“人亡政息。”那人存之时，是否是“仁义”的功劳？成者多恩，败者寡恩。“仁义”到象取决于个人的经验。而儒家也不能否认这个经验，法律是防止国家（“人亡政息”）衰退的重要原因（“备矩防衰”）。
   “纵欲”是攻击法家的一个罪名。那么看角斗是否是一种“欲望”？（楚国当时仍有斗兽）法家确比儒家更多的限制了对于国家威胁最大的欲望，君王的权力欲，而转向于情欲。
    秦二世暴虐亡国，虽有严刑酷法，但已丧失了法度，而只凭心性办事。（商纣王何曾有人说是法治。）
    战国七雄皆有辉煌，丝毫不能离开法治，而且都是因为生死存亡而用之，有效则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