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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故里

老子故里历史真相系列② 从《水经注》看老子故里(7)

作者:钟钰   来源:老子论坛   阅读:32  
内容摘要:7.史书之误完全可以对比察觉 不可否认,由于古代条件所限,史书在流传过程中也确有抄错、抄漏、抄颠倒者(这种差错是难免的,即便是今天的印刷品,文字差错率限制在万分之三以内也是允许的),但这些往往是一字之差,不会出现大面积的错误,只要把前后文联系对照起来,或与同期其他史料认真对比分析......
7.史书之误完全可以对比察觉

   不可否认,由于古代条件所限,史书在流传过程中也确有抄错、抄漏、抄颠倒者(这种差错是难免的,即便是今天的印刷品,文字差错率限制在万分之三以内也是允许的),但这些往往是一字之差,不会出现大面积的错误,只要把前后文联系对照起来,或与同期其他史料认真对比分析,也很容易矫正出来。比如在老子出生地的记载上,就有个别史书把谯县以“西”抄成谯县以“东”或谯县以“南”了。史书错记的现象也并非绝对没有。比如明代以前历代官修史书均记载老子出生地在亳州太清宫(今鹿邑太清宫),但明代官修地理志书《寰宇通志》(景泰七年〈1456年〉成书)、《大明一统志》(天顺五年〈1461〉成书)却把亳县天静宫(今涡阳天静宫)记载为老子出生地。这两部书云:“天静宫,在亳州东一百二十里,老子所生之地。后人建宫以尊奉之。元张起岩撰碑。”由于天静宫与朱氏王朝是同乡,且在明代保存完好,而太清宫在元代承受皇恩较重,与明朝死敌元廷过从亲密,且在元末被韩林儿拆毁,在开国君主朱元璋扬正一抑全真的宗教政策下始终未得以重建,因此,明王朝编修地理总志时,就凭当时尚存的天静宫以及亳县(洪武中城父并入亳县)上报的材料和张起岩道听途说的撰碑,把天静宫作为老子出生地加以录入。《寰宇通志》因纂修时间仓促,参加人员多杂,存在着地理错置、张冠李戴、以无说有等弊病,古今学者多有批评。《大明一统志》从编修到成书仅用两年多时间,实则是抄袭《寰宇通志》而来,虽然其也把《寰宇通志》中的老子由凤阳府人物移入开封府人物(鹿邑太清宫当时隶属开封府),但考其书,仍“引古事舛戾最多”(明末顾炎武《日知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称此书“舛错抵牾,疏谬尤甚”。之后,明弘治凤阳府方志《中都志》出于地方偏见,虽然也想把老子记为本地人,但因缺乏历史依据,就玩弄文字游戏,把天静宫记为“老子所妊之地”。“妊”者,孕也。天静宫实际上又重回“李母感星之所”的地位。此后,明万历皇帝也把鹿邑视为老子出生地(光绪《鹿邑县志·卷三建制考·坛庙》引明万历二十年鹿邑知县刘一澜《鼎建精忠祠记》云“鹿邑即真源也……余初莅任……时天子轸念元元,蠲恤之诏屡下小臣”。元元、玄元、混元,均是指太上老君李耳)。天静宫由“所生之地”变成了“怀孕之地”,虽然相比《大明一统志》有所修正,但仍会与老子生地相混淆。为此,清初《大清一统志》、《古今图书集成》、《江南通志》(清江南省方志)等史书对此又进行了矫正(在记载老子出生地时,《大清一统志》对天静宫加“相传”二字,对太清宫则直陈无疑;《江南通志》对老子里籍还进行了辩讹),老子故里在明末清初又复归原地鹿邑。对此,乾隆《亳州志》无奈而又心有不甘地按语道:“纵谓生于厉乡,归于鹿邑,此独非诞弥发祥地乎?无始之始,妙探其源,西太清宫当不敢为先也”。“无始之始”就是“始生”之前的时间,即“始孕”之时。乾隆《亳州志》不得不承认老子出生于鹿邑,却又把天静宫定为“诞弥”发祥之地,即怀孕之地,认为如果以神仙家编造的“始孕”之地来探求老子的起源,鹿邑太清宫当不敢为先也。

   经过历代史学家对比,可以断定《史记》是很少误记的。如《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了大约30位商王及其世次。尔后甲骨文出土,其上所载的商王和《殷本纪》大致相同,仅有一处出错,而这个错误也只是将商朝三位先公先王的世次顺序弄颠倒了,其余则全部吻合。西汉刘向、扬雄皆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东汉班固也称司马迁的《史记》为“实录”,“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因此,《史记》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

   老子生活的时代是战乱纷争的时代。《史记》、《春秋左传》等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期间,楚国十次伐陈,其中四次灭陈,一次灭而未占,两次使其复国,陈国疆土不断被楚国蚕食。老子出生地“江山频繁易主”,出生时究竟属陈还是属楚,确实难以判断。司马迁是个实事求是的史学家,坚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他搞不清老子的生卒年月,就回避了这一问题(现今流行的老子诞生于公元前571年的说法是今人根据孔子年龄推测的),直言“莫知其所终”,但对老子里籍则如实载入。春秋前期,乡、里较郡、县产生的早,各诸侯国下设乡里,而非郡县。《道德经》第五十四章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邦”下就是“乡”,也说明老子生前可能尚未设置“县”或者“县”的观念尚未深入人心。相县、苦县设置以前,厉乡曲仁里已经存在。老子生前乡籍厉乡、里籍曲仁里没有变化,但国籍、“县”籍不断变化。春秋战国时代文字档案保管条件较差,司马迁时代史料仍然缺乏,老子出生的年月尚且搞不清楚,出生时厉乡究竟隶属于相县还是苦县、陈国还是楚国更无从知晓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老子一生的主要工作成就《道德经》是在其西出函谷时完成的;老子西出函谷之时,陈国已为楚所灭,厉乡隶属楚国,此后一直到《史记》成书之时,整个陈国辖境就被称为故楚之地,简称楚地;秦末至西汉时期,这里又先后设置了不同的郡国楚国;秦统一六国一直到西汉时期,厉乡还一直隶属苦县。《史记》成书之时,厉乡仍然可以称为“楚苦县”。因此,司马迁不言老子“生于”楚苦县厉乡曲仁里,而是得出“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的结论。这种以后来的行政区划作为里籍的表述方式古今经常采用。比如汉高祖刘邦生于秦国,但大家却公认其是西汉人。三国时期皇甫谧(215~282)所撰《高士传》云老子“或曰谯人”,唐宋时期的史料称老子“诞生于亳”、“降生伊亳”,“谯”、“亳”均非老子出生时的地理概念,而是史书形成时的地理概念——因为建安二十四年(219),东汉方分沛国立谯郡,治谯县。在此之前,辖有赖乡的老子故里苦县与谯县一样,同属县级行政区划,互不隶属,老子既不能称为“谯人”,也不能称“诞生于亳”。魏明帝景初二年(238),陈郡苦县划归谯郡,故皇甫谧就可以称老子为谯人了。南北朝末期,谯郡又改名为亳州,仍辖老子出生地谷阳(苦县易名而来),此后史料也可以称老子“诞生于亳”。同样,2000年涡阳县由阜阳市改属亳州市,此后涡阳人就只能称为亳州人而不能再称为阜阳人,即便某个人在划归亳州2年后就故去了,盖棺定论,他仍然是亳州人。春秋至东汉,老子出生地的国籍县籍先后演变为春秋陈相——春秋楚相(县)——楚苦县——东汉陈国苦县,而老子生卒年月又不祥,因此,老子在东汉以后会出现名称不一的几个籍贯也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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