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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故里

老子故里历史真相系列② 从《水经注》看老子故里(5)

作者:钟钰   来源:老子论坛   阅读:25  
内容摘要:五、“老子沛人说”乃无稽之谈 近代以来,有人根据《庄子》中孔子“南之沛见老聃”和“阳子居南之沛……至于梁而遇老子”等语句,提出“老子宋国沛人”。由于西汉时期涡阳、谯城一带均隶属沛郡,因此,这一说法很受两县区欢迎,进而挖空心思力挺“老子沛人说”。但仔细分析“沛”的地望和有关史料记载......
五、“老子沛人说”乃无稽之谈


   近代以来,有人根据《庄子》中孔子“南之沛见老聃”和“阳子居南之沛……至于梁而遇老子”等语句,提出“老子宋国沛人”。由于西汉时期涡阳、谯城一带均隶属沛郡,因此,这一说法很受两县区欢迎,进而挖空心思力挺“老子沛人说”。但仔细分析“沛”的地望和有关史料记载,就会发现这一观点纯属无稽之谈。


1.庄子从未说过老子是沛人

   庄周的《庄子》虽言孔子“南之沛见老聃”,但从未说过老子是沛人,也未说过老子居于沛,更未说过老子生于沛。“沛”只是老子生前隐居地、游历地或讲学地之一。隐居地、游历地或讲学地并非就是出生地。比如《庄子·让王》言“曾子居卫”,《庄子·庚桑楚》言庚桑子“北居畏累之山”,《史记·老子列传》云老子“居周久之”,我们并不能就断言曾子是卫国人、庚桑子是畏累山人、老子是洛阳人。同样,老子隐居沛地或到沛地讲学,也并不能说明沛地就是老子的故里。如果说在哪里遇见老子,老子就是哪里人的话,那老子里籍就多了。比如《史记·老子列传》云“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云“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据此推理,老子应为周人,即洛阳人;《列子周穆王》云:“秦人逄氏有子,少而惠,及壮而有迷罔之疾……其父之鲁,过陈,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证”,据此推测老子则又应为“陈人”。《庄子·达生》中曾出现列子与关尹(关令尹喜)的一段对话:子列子问关尹曰,“至人潜行不窒……请问何以至于此?”关尹曰,“是纯气之守也……”,而《庄子·天下》中又把关尹、老聃称为“古之博大真人”,且始终把关尹排在老聃之前。如果《庄子》一书记载可信,那么,列子就是与关尹同时期的人物,而关尹又是与老子同时期的人物,因此,列子也应为春秋末期人,比庄周还要早200多年,《列子》比《庄子》应更具参考价值。司马迁作《史记》时,周览了名山大川,访问了古迹遗闻,参考了诸子百家大量书籍,其中也包括《列子》、《庄子》。特别是对庄周本人作过认真考证,认为“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对《庄子》中可信的老子“曾任周征藏史”、“免而归居”,“孔子问礼于老子”等内容,司马迁如实加以吸收,但并未以孔子“南之沛见老聃”来认定老子是沛人。这说明“老子沛人”的观点在西汉时就被司马迁否定了。



2.庄子一书非为信史

   《庄子》一书中时间、地理错置,自相矛盾现象比较普遍。如《庄子·外篇·天运》云:“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说明孔子51岁时就知道老子隐居沛泽。而《庄子·外篇·天道》云:“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十二经以说……”。孔子藏书当在《春秋》著完之后,而孔子完成《春秋》时已经71岁(前481年),老子也已“免而归居”30多年。孔子51岁就知道老子已隐居沛泽,到71岁时反而不知道老子已“免而归居”,欲西行“藏书于周室”,自相矛盾。孔子知道老子已“免而归居”后仍“往见老聃”,而此时见之又有何用,见之又怎能“藏书于周室”呢?难道让老子私藏国史?藏书一般是秦人焚书以后才有此想,难道孔子在250多年前就已预测到秦始皇会焚书坑儒?见到老聃后,已经免职的老聃怎敢又擅自做主“不许”孔子藏书?“老聃不许”后,孔子又“繙十二经以说”,而十二经乃六经六纬,并非都是春秋战国著作,有些还是战国之后的著作,孔子生前绝不会知道。再如《庄子·杂篇·寓言》云:“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享年72岁,比庄子早182年,但《庄子》中却言孔子仅“行年六十”,文中“今之所谓是之”显然就是孔子60岁的情况,其时庄子还没有出生,怎么能够称为“今之”?《庄子·杂篇·寓言》还云:“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沛、梁、秦系东西方向呈直线排列的三个地方且相距甚远,其中沛泽和秦地直线距离也达1000多华里,在古代交通极不发达的条件下,以老子骑青牛的速度,二人怎么能够“邀于郊”?无论是邀于“秦郊”还是邀于“沛郊”都是不可能的。阳子居是战国时期秦国人,既然老聃在其老家游学,阳子居回到老家就可见到老聃,并且还应尽地主之谊以示对老聃的尊重,可他偏偏要跑到第三地与老聃见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也有人说阳子就是杨朱,是战国时期魏国人,但老子生活的年代魏国尚未建立,二人怎能跨越时空在梁地相见。史料记载,老子西出函谷关后就没有再返回中原,战国中期始有“梁”国(魏国为争霸中原,惠王于六年〈前364〉由安邑迁都大梁,魏国始称梁国);一般认为,老子在公元前471年之前100岁时就已经仙逝,100多年后又怎能跑到梁国与阳子居相聚?可以说,在阳子与老聃相遇这个问题上谬误百出,疑点重重,根本无法自圆其说,但这些实际上并非是《庄子》之“错”,因为庄周本来就主张人们在“无是非、无得失、无荣辱的虚无缥缈的境界中逍遥漫游”,他自道其书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见《庄子·杂篇·寓言》。孙以楷《老子故里考》云:“所谓‘寓言十九’,并不是指寓言占全书十分之九,而是指内篇有寓言十九条”。但其却对后面的“重言十七,卮言日出”未加阐释。按孙教授的逻辑推理,“重言十七”当为“内篇有重言十七条”,“卮言日出”则无法解释。但《庄子》内篇总共才7篇,何来19条寓言、17条重言,更不能每天都有“卮言”。这一段文字显然不是仅仅针对《庄子》内篇而言,而是针对庄周本人的整个作品而言。孙教授对“寓言十九”的解释是于理不通的),“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见《庄子·杂篇·天下》),司马迁也认为其书“大抵率寓言也”,都不过是些心想笔随、变幻写意的东西。寓言这一文学形式及其定名,即从庄周开始的。庄周所作《庄子》并非是为了记载历史事件,而是举例说明自己想要说的道理,时间、地点准确与否对《庄子》来说都无关紧要。因此,《庄子》一书除人名、地名有参考价值外,其所述事件不一定就是信史,正如《史记》所评价的那样:“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庄子》内篇是庄周所作,外篇是其门人和后学所作,可信度更是不言而喻。孔子问礼一事仅见于道家著作,不见于《尚书》、《论语》、《孟子》等先秦儒家著作;仅见于《庄子》外篇,不见于《庄子》内篇,也说明其事可能是以庄子后生为代表的道家有意抬高老子虚构而作,渲染的成分较大,不一定都确有其事。其中《庄子·天运》所载的“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一事,与《史记·老子列传》所载的“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一事非常类似。《史记》云“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庄子》云“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问完礼之后,《史记》云孔子对弟子感叹道:“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庄子》言孔子对弟子感叹道:“吾乃今于是乎见龙”。孔子很佩服老子,但也不至于每次都把老子比喻成“龙”。这两个故事很可能就是指的同一次事情,只是《庄子》外篇中加工的成分较大而已。由此可以推断,即使“孔子问礼于老子”确有其事,但记载可靠的也仅此一次。这一次问礼的地点既不在隐居地沛泽,也不在出生地相县,而是在为官地东周洛阳。



3.老子生活的时代宋国、陈国均没有沛,沛地在齐国、薛国和藤国

   《左传·昭公二十年(前522年)》云:“齐侯田于沛。”“沛”,泽名,就是古代微山湖两边的大泽,是齐侯经常田猎的地方,也是尧舜时代的贤人许由隐居之地,现已湮绝。明景泰年间《沛县志》记载,尧舜时代沛泽较大,包括现在的江苏沛县全境,以及微山湖东侧的山东微山、峄县、滕县、薛城部分地区。春秋时期,这些地方分属齐国、薛国和藤国。后来由于黄河不断决溢淤积抬高泗水西岸的高地,黄河水长期占据此地形成了湿地。明朝万历年间的黄河决口又在此形成了微山湖。以后随着人类生产活动的频繁,微山湖两侧剩余的沛泽也最终消失。至今微山湖内还保留有相传的微子墓、目夷墓、张良墓等历史遗迹,说明在先秦时期那里并不是湖泊,确是一片沼泽。而老子生活的时代,宋国并未辖有沛。《列子·黄帝》云:“杨朱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杨朱过宋,东之于逆旅(古代对旅馆的别称)”。杨朱先到沛,然后才过宋,说明沛与宋相邻但不隶属宋。

   现代有人主张宋国有“沛”是根据《汉书》所载战国时齐、楚、魏灭宋“三分其地”,“楚得其沛”而推定出来的。但查《史记》,其《宋微子世家》只记述“三分其地”,并未记载如何分,更没有说过“楚得其沛”,《六国年表》与楚、魏二世家也均未记载助齐灭宋一事,一致记载是“齐灭宋”,因此,许多学者根据齐乘灭宋之强,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并夺楚、魏之地以及后来魏又联合秦、燕等国共同伐齐一事,推断当时三家灭宋时,齐国独吞了宋国,并未兑现当初“三分其地”的承诺。所谓的“楚得其沛”,乃是东汉班固修《汉书》时为解释西汉的“楚(彭城)”为什么是“宋之分野”而不是“楚之分野”时而增加的,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因为齐闵王十七年(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燕、赵、秦、魏、韩五国联军短暂灭齐后,楚国趁机方从齐国夺回淮北之地(见《史记·楚世家》及《六国年表》),这里的“淮北之地”不仅包括齐国“南割楚之淮北”之地,也可能包括宋君偃初年南败楚所取的三百里土地,也就是浍水以南的地方,但浍水以南的土地在西汉时期也仅属沛郡南部的一小部分。从名称上来看,《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所说的“魏得其梁、陈留,齐得其济阴、东平,楚得其沛”中的梁、陈留、济阴、东平、沛,也不是春秋战国时的地名(春秋战国时期“梁”地在魏国,并于公元前364年成为魏国的都城,78年后,即公元前286年齐灭宋时怎么又会成为宋地?“梁”地紧邻的“陈留”在宋景公三十年〈前487年〉灭曹后纳入宋国版图,但在公元前364年魏迁都于梁时就已经成为魏的领地,宋灭亡前夕岂能又回到宋国。宋国灭亡时并非由梁、陈留、济阴、东平、沛五地组成,《战国策》载宋国故地有“留、方与、铚、胡陵、砀、萧、相”等七地构成,但并没有沛),而是两汉所对应版图上的行政区划名称,即西汉的“梁国、陈留郡、济阴郡、东平国、沛郡”,东汉的“梁国、陈留郡、济阴郡、东平国、沛国”。《汉书》在“三分其地”一句的前面也言“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说明班固在《汉书》中确实使用了当时的地名。因此,《汉书》中“楚得其沛”的“沛”与《庄子·天运》中所提到的“沛”不是同时期的概念,是完全不等的两个“沛”。春秋战国时的沛泽,分属几个方国;秦统一六国后在沛泽一带设立沛县(即今江苏沛县),范围进一步固定;西汉设立的沛郡管辖范围空前绝后,总领37个县;东汉所置沛国辖21城,范围又有所缩小,城父、山桑均已脱离沛国。沛泽、沛县(后人俗称小沛)、沛郡(其郡治所在的相县称为大沛)、沛国虽然都可笼而统之的称为“沛地”,但范围已有天壤之别,绝不能画等号。庄子是战国时期人,孔子“南之沛”见老子时,沛郡、沛国、沛县都还没有出现,何谈“沛之相县”。因此,后人认为宋国有沛其实都是对《汉书》的误读,是把时间概念弄混了。



4.春秋之沛有特定的范围

   为了把谯城、涡阳与战国时的齐国沛泽挂起钩来,涡阳说、谯城说一致认为“春秋战国时,沛不是县置……因为沛泽大而有名,所以沛泽周围各地均称之沛地(犹如沿黄河各地称“河”一样)。……可以说春秋时虽无沛郡、沛国、沛县,但沛泽附近之各县均可称沛地。其范围大致与西汉时沛郡所辖范围同”(见安徽大学孙以楷教授《老子故里考》,选自安徽大学出版社《老子通论》)。其实,古代沛泽有自己的特定范围,《沛县志》中也有确切记载,并不是哪个教授可以任意附会的。沛泽就是指微山湖两侧的大泽。沛泽之外的其他地区都有自己的名称,一律不能称为沛地——就象沿黄河各地只能称为河南、河北、河东、河西、河内、河间而均不能称为“河”一样。比如沛泽南部的“萧”就是“萧”(今安徽萧县),沛泽东部的“薛”就是“薛”(今山东滕州市薛城区),沛泽北部的“方与”就是“方与”(今山东鱼台),春秋战国时期它们始终就没有称为“沛”。试想,如果涡阳说、谯城说解释得有道理,那么,“沛泽附近”也不是仅指其南边,周边都应是其附近。既然沛泽以南300多里的涡阳、亳州都可以看作“沛泽附近”称为沛地,那么沛泽以北、以东、以西的300多里当然也都应在沛地的范围内,这就是说,沛泽的范围比一个公侯级的大国还大得多,比楚国的云梦泽还要大,堪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第一大泽。这样一来,春秋时期就不存在涡阳说所希望的“宋之沛”了,而是出现了一个“沛之宋”。今鹿邑太清宫距沛泽西部的直线距离与谯城区、涡阳距沛泽南部的直线距离相同,也当在沛的范围内。如果与沛泽相距近90公里、在老子死后才设置的宋国相邑(淮北相县)可以看作“沛泽附近”称为沛的话,那么,沛泽北部仅50公里的曲阜则更有理由称为沛,整个鲁国也都在沛地范围内(又出现了一个“沛之鲁”)。这样问题也出来了,既然鲁国也在沛的范围内,孔子怎么还会南之沛见老子呢?这些都很难让人自圆其说。天静宫所在的城父在西汉时隶属沛郡,但在东汉时却并未隶属沛国,而是与山桑一起划归到南部的汝南郡,就说明城父、山桑距沛国治所相县太远了。而春秋战国时期,天静宫一带则更与沛地无缘了。



5.老子隐居沛泽真实可信

   春秋末年,周王室衰微,掌权的公卿大夫结党营私、明争暗斗。公元前535年(周景王十年、鲁昭公七年),老子受到甘惮公的政治迫害,被流放鲁国。五年后又官复原职。周敬王四年(前5l6年),周王室发生内乱,王子朝兵败“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老子蒙受失职之责而辞职归隐。老子当年曾流放鲁国,对鲁之南的沛泽肯定比较熟悉。因此,一生崇尚自然的他,效仿先贤许由寄情山水、隐居沛泽也是可信的(沛县有人说老子在沛泽隐居10年)。广东兴宁叶南吉岭李氏族谱也记载,老子“56岁归沛”。虽然该族谱所载老子生卒年月与其他史料并不相同,但在老子归隐沛泽一事上却是相同的。这也进一步证明老子生前确实隐居沛泽了。

   《庄子》、《列子》在记述人物行踪时,一般使用国名,比如《庄子·杂篇·则阳第二十五》言“则阳游于楚”、“孔子之楚”,但在“沛”前却没有冠以国名,造成今人对沛之位置产生争议,其原因就是老子生前隐居的“沛泽”在齐、薛、藤交界一带,分属几个国家,实在是无法确定到底是哪儿的“沛”。但无论如何,春秋时期的这个沛泽也不可能跑到沛县以南的其他地区,今安徽谯城、涡阳,河南鹿邑都不可能在沛泽范围之内。同样,《史记·高祖本纪》“沛公引兵攻丰,不能取。沛公病,还之沛”中“之沛”也是指的小沛,即秦末的沛县。但西晋司马彪《庄子注》中“老子者陈国相人,相今属苦,与沛相邻”中的“沛”却是指广义的大沛,也就是西晋时的沛国。西晋在两汉之后,那时已经有了沛郡和沛国的概念。《水经注》阴沟水篇“东南至沛为涡水”一句中的“沛”也是指沛郡所辖之地。《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在“扶沟”条下云:“涡水首受狼汤渠,东至向入淮,过郡三,行千里”,是说涡水向东经过淮阳、陈留(大棘属陈留郡)、沛三个郡,其入淮口附近的龙亢、向、榖阳(固镇)等县均在汉朝沛郡37县、沛国21城之列,不管是《水经》还是《水经注》,均是东汉以后的文献,笼统地称其为“东南至沛”还是可以说得通的。所以,研究历史地理不仅要有空间概念,而且要有时间概念,决不能简单的以今断古,以今天的地理观念去匡比古代的情况,以后代的地理观念去匡比前代的情况。只有这样,我们得出的结论才是客观公正、令人信服的。

   纵观史料,老子的一生可以这样概括:出生在陈国,为官在周室,流放在鲁国,隐居在沛泽(这可能是其在陈国之外隐居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著书在函谷,亡故在秦国。从现有史料及考古发掘来看,老子由生至死与宋国未能扯上一点关系,在下城父(今涡阳天静宫一带)也未能留下任何遗迹。因此,“老子是宋国沛人”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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