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信而有证
关于老子故里的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老子列传》。其中写道:“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楚就是古代楚国,苦县就是今鹿邑县,厉乡(或作“濑乡、赖乡”)就是县城东的太清宫镇,而曲仁里就是今镇政府所在地——太清宫镇。这本是一桩铁案,历代均史不绝书。如古苦县即今鹿邑,公私著述记载者就有如下数家:
《史记索隐》:“苦县本属陈国,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阳国,陈县、苦县皆属焉。今检《地理志》,苦实属淮阳郡。”
《史记正义》引《年表》:“淮阳国,景帝三年废。至天汉修史之时,楚节王纯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时属楚国,故太史公书之。”
《通典·州郡》:“真源,古之苦县,老子生于此。”
《括地志》:“苦县在亳州谷阳县界。有老子宅及庙,庙中有几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县也。”
《历代地理沿革表》卷二十五:“苦,汉属淮阳国,后汉属陈国。三国仍称苦县。晋成康三年更名为谷阳。唐乾封元年更名真源。建元元年改曰仙源,神龙元年复名真源。宋大中祥符七年夏,更名卫真,全同。元初省卫真,入鹿邑,后迁鹿邑治,此属亳州。”
《元和郡县图志》卷七:“真源县,本楚苦县,春秋时属陈,后为楚所并。隋开皇六年,置谷阳县,理苦城,属亳州。”
《历代疆域表·汉·淮阳国》:“苦县,今鹿邑县东10里楚之苦县。”
上引典籍均以老子为苦县人,且记载了苦县更多及隶属沿革的轨迹:东周及以前属陈国鸣鹿(即今鹿邑辛集乡)→春秋楚国苦县→西汉淮阳国苦县→东汉陈国苦县→三国苦县→晋更名谷阳县→北齐撤谷阳入武平县→隋谷阳县→唐叠更名真源县、仙源县、真源县→宋更名卫真县→元撤卫真县入鹿邑县(移今治)→明、清沿袭,也曾多次属亳州(或谯郡)。
记载古厉乡(或濑乡、赖乡)的典籍也有如下数家:
《后汉书·郡国志·陈国》:“苦……有赖乡。”并引伏滔《北征记》说“有老子庙”,引《古史考》说“有曲仁里,老子里也”。
《晋太康地记》:“苦县城东有濑乡祠,老子所生地也。”《朱韬玉札》与《神仙传》:“老子,楚国苦县濑乡曲仁里人。”《元和郡县图志》卷七:“(唐)乾封元年,高帝幸濑乡,以玄元皇帝于此,遂改为真源县。”
《舆地志》记载:“老子祠,即老子所生旧宅。”
《历代地理沿革表》卷二十五:“苦,春秋时曰相,有濑乡,老子所居也。”《历代疆域表·汉·淮阳国》:“老子苦县厉乡人,春秋时属陈;楚灭陈后,苦又属楚。”
以上均详尽记载了老子为苦县厉乡或濑乡、赖乡人。且考之音韵,“濑、赖、厉”为一韵之转,“厉乡、濑乡、赖乡”实为一地之异名。该地名的历史可远溯商代。那时在今鹿邑县东,有一小小方国——赖(濑、厉)。周灭商后,赖归陈。但有人认为,赖国在西周时即不存在。《春秋僖公十五年》云:“楚人伐徐”(“徐”在今安徽泗县西北约50里处);“秋七月,齐师、曹师伐厉。”《左传》说:“秋,伐厉,以救徐也。”惠栋《械传补注》以为即《左传桓十三年》之赖,在今湖北省随县之厉山店,晋、宋以来沿袭惠说。王夫之《疏》以此为另一厉,即苦县厉乡。今以地理考之,齐移救徐之师以伐厉,可证成王说。另外,出土铜器《鲁大司徒铭》云:“鲁大嗣(司)徒子仲白乍(作)其庶女历孟姬也。”另据《水经注》“涡水又东径苦县西南,分为二水,枝流东北注,于赖城入谷,谓死谷也”、“涡水又东北屈,至赖乡西,谷水注之”和“涡水又东径赖乡城南”的记载,厉或赖的都城北魏时还有明显遗址,否则郦道元不会言之凿凿。据上,春秋“厉”(或“赖”“濑”),即今鹿邑县太清宫,为古厉国都城所在,亦即老子故里。请看,《太康地记》云“苦县城东有濑乡祠,老子所生地”;《舆地志》云“老子祠,即老子所生旧宅”;《历代地理沿革表》云“苦,有濑乡老子所居也”;《史记集解》引《括地志》云“苦县在亳州谷阳县界,有老子宅及庙”;《元和郡县图志》云“乾封元年,高帝幸濑乡,以玄元皇帝于此,遂改为真源县”;唐僧道宣《广弘明集序》说“李叟生于厉乡”;《太平寰宇记》引崔元山《濑乡记》云“濑乡在(苦)县”;《历代疆域表·淮阳国》云“老子苦县厉乡人。春秋时属陈;楚灭陈后,苦又属楚”。上述文献完全可信且于今有证:“赖乡”就是今鹿邑县城东太清宫镇一带地方,旧时出土的《鲁大司徒铭》与最新考古发掘均为有力证据(详下)。
至于“曲仁里”,有鹿邑县城东门内的老君台正门牌坊上的联语可以为证。联语云:“地古永传曲仁里,天高近接太清宫。”曲仁里作为“赖乡”的下级行政单位,即今太清宫镇(笔者幼时以至青年时代即在此镇读书、工作)。太清宫镇在县城东5公里处(与《濑乡记》《历代疆域表》均符合若契),旧名又为“犹龙镇”,义取《史记·老子列传》孔子“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镇内西北角有一方圆数十丈高地,父老相传谓之“隐阳山”;一条小河发源于此,当地至今名之为“濑(濑)乡沟”,该沟贯穿太清宫镇全境。此水名与历代文献恰好符合(其本字应作“赖”)。至于“曲仁里”的含义,或许即边韶《老子铭》所谓“曲涡间即曲仁里也”。
二、当地遗迹犹存
《括地志》、《太康地记》、《太平寰宇记》、《濑乡记》、《舆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历代地理沿革表》等均记载苦县境内有供奉老子的庙宇及旧宅,至今鹿邑境内还有三处。
一处即县城东门内北侧的升仙台,民间名之为老君台。唐玄宗天宝二年所建,台高13米,是由14个平面围成的高坛形古建筑,状若圆柱有棱角,顶部面积765平方米,底面积略大。传说老子修道成仙,于此处飞升,故有今名。山门下青石台阶三十二级,加上正殿前一层,恰为三十三层,正合老子升三十三层天之说。进入山门,是正殿,面阔3间,硬山式建筑,东西偏殿各一间。台上13棵桧柏青翠葱郁,常年凉风习习,百鸟飞鸣。山门向南约里许的中轴线上,依次有望仙桥、明道宫、文昌宫、八角亭、游龙堤坊、万教之祖牌坊等。牌坊附近有“老子故里”、“孔子问礼处”两块碑碣。牌坊上联为“地古永传曲仁里”,下联是“天高近接太清宫”,横幅为“万教之祖”。唐高祖李渊、高宗李治、玄宗李隆基、宋真宋赵桓,以及大文学家苏东坡、欧阳修等曾来此或祭祀朝祖,或观瞻游览,留下了不朽华章。现仅存一座高达数丈的台观,上有一座正殿两间配殿,正殿内供奉有老子铜像。鼎盛时期,台前有房宇百数,曾设有“鸣鹿书院”。另两处,一是太清宫镇东门内北侧太清宫,民间俗称“前宫”;二是镇北与前宫呈南北方向的“洞霄宫”,民间俗称“后宫”。历代所建老子宫殿庙宇多集中于此。自西汉始,老子地位不断提高,帝王奉祀不绝,至唐达到顶峰。东汉时,老子被道教奉为教祖,汉桓帝延熹间遣中常侍左■赴该地祀老子。隋开皇年间,文帝命亳州刺史杨元胄,营建宫宇。唐太宗贞观元年修老子宫;乾封中,高宗亲诣道宫,追加老子“玄元皇帝”尊号,并修建“紫微宫”。开元三年玄宗亲书《道德经》刻石立于宫内;天宝二年,改“紫微宫”曰“太清宫”,后有“洞霄宫”,两宫相距一里,中有河流,上有会仙桥;总占地872亩,各种建筑600余间,殿阁棋布,雄伟壮观。前宫以太极殿为中心,东有老子牧牛场遗址,西有隐阳山遗址,中有九龙井;内供老子像,殿侧立有高约1.5米,直径约25公分的铁柱,为老子任柱下史的象征。唐太和七年,文宗敕宣武军节度使李程兼太清宫使予以修葺。当时“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明皇六圣御容,列侍于老君左右。两宫二观,古桧千余树,屋宇七百余间,有兵士五百人镇卫宫所”(杜光庭:《道教为验记》)。宋建隆元年,皇帝遣使致祭;祥符五年,上老子尊号曰“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宫名改为“明道宫”。继唐玄宗以二月十五日为老子诞辰,宋徽宗重和元年以混元皇帝二月十五日生辰为贞元节,至今为道教重大节日。金大定二十四、二十六年,先后建三清、玉帝等大小殿宇数十,后因兵乱兼涡水改道,均荡然无存。元朝经10余年重修,曾颇具旧观。明、清虽一再重修,终难再现昔日辉煌。
三、地下证据确凿
199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在太清宫镇发掘出土了很多周、唐、宋、元时期的文物、碑刻,发现了宋代殿堂遗址,整个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其中一座面积达3000平方米,是故宫太和殿的两倍。20世纪80年代,河南省人民政府拨款修复,建成太极殿、三圣母殿、娃娃殿、围墙、山门等,并重雕玉石老君像,置于太极殿中。在隐山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春秋至商代的夯土建筑、祭祀坑、马坑、大型墓葬等。马坑发现三处四坑,一般为四匹埋在一起(所谓一驷),马骨架排列有序,以四马架车的姿势摆放,马头上有铜饰件及革带痕迹,每匹马都随葬有罐、盆等陶器。大型墓葬为两个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南北长47.5米,宽7.5米。墓室内共清出随葬人骨架13具,狗骨架1具。墓内有大批精美文物,其中青铜容器68件,兵器及工具类20余件、玉器80余件、陶瓷器100余件,大量的币贝、骨镞等达千余。出土铜器以酒器为最多,以方形器较多,有方尊、方觚等。形体较为特殊的一条龙形觥,盖有三条龙盘卧其上,下为簋形。在该觥内还保存有淡黄色液体,酒香尚存。部分铜器带有铭示,有长子、长子口、戈丁等。其中以长子口为最多,可确定墓主人应为“长子口”。玉器有戈、刀等仪仗用具,也有壁、环、璜、柄形器、条形玉等礼玉和佩饰,以及牛、虎、鹿、鸟等形体的玉雕。出土有石磬、铜铙、骨排箫等乐器,骨排萧5件,其中两件较好,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排箫实物,并将排箫生产的历史提前了几百年。从出土器物特点及葬俗等方面分析,该墓时代应为商末周初之际。
从考古发现可以看出,早在商末周初这里就是中央王朝的一个军事据点或方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汉、唐、宋几代这里又成为祭祀老子的胜地,只是到了元、明、清才因屡遭兵燹水患而逐步衰落。
四、相县故城有觅处
司马迁之后,史学家出于疑经蔑古的心理,提出种种新说:陈国相人说,楚国相人说,宋国沛人说,本已众说纷纭;今人似乎也不甘落后,又提了相县、苦县一地说、安徽涡阳说等,意在以此否定传统的鹿邑太清说。最后一说颇能迷惑世人,下文专驳此说,以正视听。涡阳说的主要根据是,老子是宋国相人,相在今涡阳,而今鹿邑春秋时属陈国;春秋时宋、陈以涡河为界,涡北属宋,涡南属陈,古“相”在涡北,今鹿邑在涡南;今涡阳境内故城父遗址是春秋“相”地;今涡阳有天静宫;相是殷城,宋是殷地,陈是舜的后裔;《庄子》载老子、杨子居南之沛见老子,沛是宋地;宋有老氏,老子姓老,云云。论据似乎很多,但关键在于古代相(县)究在何处?此事一明,涡阳说便不攻自破。
有关老子为相(县)人的记载,典籍记载意见不一,乃至自相矛盾。最早见于边韶《老子铭》:“老子,楚相县人。”崔元山《濑乡记》:“濑乡在县东南12里,于苦县界相县故城西5里,各水分流入灵溪也。东入涡水,相县在濑乡东是也。灵溪之地北。”官书则有《后汉书·郡国志·陈国》:“苦,春秋时曰相”,并引伏滔《北征记》说“有老子庙”,并引《古史考》说“有曲仁里,老子里也”。《历代地理沿革表》卷二十五:“苦,春秋时曰相。”《水经注·阴沟》:“涡水又东南屈,迳苦县故城南。王莽曰赖陵矣。涡水又东北屈至赖乡西,从水注之。涡水又北迳老子庙东。涡水之侧,又有李母庙,庙在老子庙北。涡水屈东,迳相县故城南,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疑即此城也。涡水又东,迳谯县故城北,魏立谯郡。涡水又东迳朱龟墓,涡水又东南,经城父县故城北。涡水又东南……”仅据上述引文,显然无法得出老子故里为涡阳的证据。但既然好事者以为言之凿凿,我们就来考证一番。
首先对边韶引为证据的《水经注》这段话中古代地名的地理位置一一考明。
1. 有关地址的东西分布
《历代疆域表·汉·淮阳国》和崔元山《濑乡记》所记地址可从西向东依次排列如下:
西05公里 7.5公里〓25公里〓 110公里
鸣鹿、今鹿邑县城、濑乡、老子庙、相县故城、谯县故城、城父县故城、今涡阳
姑且不论涡南涡北,在这条东西仅百余里的纬线上,北魏“相县故城”肯定西不过老子庙、东不过谯县。也就是说,相县故城无论如何都不会“飞”到70公里外的安徽省涡阳县境内的天静宫或更远的相山脚下,亦即《钦定四库全书·江南通志》卷三十五所谓“相县故城在宿州西北相山下,春秋时宋邑”。
2.有关地址的涡南涡北分布
文献所记地址当时均紧邻涡河南北两岸。其中,苦县、赖乡、老子庙、李母庙、相县故城位于涡北;谯县故城、城父县故城均在涡南。元代涡水河床苦县至相县故城段改道北移后,造成今鹿邑、太清宫镇均处于涡南,今亳州、古城父遗址,仍在涡南。但决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说,春秋时苦县、相县故城在涡北,今鹿邑、太清宫镇在涡南,所以老子故里不在鹿邑而在涡阳。因为涡水改道并未改变各自东西位置,只有改变了相对于涡水的位置而已。所以不论东西分布,还是南北分布,春秋时相之西的厉乡、苦县、鸣鹿,相之东的谯、城父,都不可能改变东西方位。换言之,相县故城就在濑、谯之间。现在寻找二者之间的相县故城的具体方位倒成了至关重要的任务了。
3.相县故城在今太清宫镇附近的涡北
与《水经注》记载相县故城地理位置相符的文献,还有《太平寰宇记》所引崔元山《濑乡记》。既然是“记”,应当是亲历后亲手所“记”,可信度甚至准确度都毋庸置疑。崔氏说:“濑乡在县东南12里,于苦县界相县故城西5里,各水分流入灵溪也。东入涡水,相县在濑乡东是也。”这明确告诉我们,当时“苦县界”确有“濑乡”和“相县故城”,其确切方位是:濑乡在“县城东南12里”,在“相县故城西5里”;而相县故城在濑乡东5里,距当时苦县治所也仅仅17里之遥。姑且不论“濑乡东”指东北或东南抑或正东,只从距离即可断定,这个“相县故城”绝非100公里外的相山脚下的相县,更不是《钦定四库全书·江南通志》、《历代疆域表·汉·淮阳国》所说“今宿州西南90里,盖阳土旧都”,而只能在苦县——鹿邑县城附近。更具体地说,就在濑乡——太清宫镇附近。至于当地有无相姓之人,则无关宏旨。
相县故城的确切位置在哪儿呢?考虑到元代涡水改道造成苦县治所由涡北变为涡南的事实,仔细考察太清宫镇附近地形,我们的目光聚焦到涡河北岸上的一处高地。可能由于涡水改道时激流冲刷而过,且历代受河流雨水冲刷严重,这块高地现在只剩下半公里大小。它位于太清宫镇东北方向,与《濑乡记》所说相县故城在“濑乡东”吻合,与此高地隔河相望的是南岸的抄纸店村,该村距太清宫镇大约3华里,加上涡水宽约1公里,高地距太清宫镇的远近与《濑乡记》、《历代疆域表》相合无间。其次,当地父老至今仍称该高地为“谷阳城”。这个自古相传的地名,不难令人想到上引晋成帝成康三年更名谷阳县,直至唐乾元年才更名真源的事实,以及边韶、郦道元“相县荒虚,今属苦”的记载。这均可证明当地所传“谷阳城”之名完全有根有据,决非空穴来风。至此,这个扑朔迷离的“相县故城”的地理位置终于有了完全合乎情理的解释。或许可能正是因涡水改道造成地理变迁,才使相县故城迷失了两千年,以至今日学人因不知有此高地及故老相传的地名,而误将相县故城连同老子故里一同搬到了涡阳。再次,这个相县故城与《历代疆域表》所说“苦县,今鹿邑县十里楚之苦县”和《后汉书》所记“苦,春秋时曰相,有赖乡”,以及《历代地理沿革表》卷二十五所记“苦,春秋时曰相,有濑乡,老子所居也”均相合。换言之,这个相县故城就是涡水改道之前的苦县旧治所在,直到元代后才迁今址——鹿邑县城关镇。至于典籍记载“苦,春秋时曰相”,只能证明该遗址春秋时期名相,后改为苦,楚北伐陈后设立苦县。至此,我们对高亨先生的慧眼独具不禁由衷钦佩:“然则谓老子为相县人,探古以为言也。谓老子为苦县人,据今以为言也。二说虽异,两地则一”(廖群2001)。看似折中其间,实则片言道破玄关。
文献还说明,历史上,只有李耳才被称为“老君”、“太上老君”、“太清”、“太上玄元皇帝”等称号,其家祠、寺庙、观庵的名字也都冠以这些字眼儿。有人以安徽涡阳“天静宫”为老子庙宇,并以此推断涡阳是老子故里的说法,至少有三处谬误:首先庙名与老子历代称号不符;二是建立时间不早于明代,与老子的历史地位不符;三是全国道教寺观甚多,若以此为例,岂不都可认作老子故里了?
前述从古代典籍、地下证据和相县故城三方面证实了以下事实:古相就是春秋以后的苦县——今鹿邑县,古濑(濑、厉)乡就是今天的太清宫镇,古曲仁里就是今太清宫镇所在地。两千多年前,老子就生于斯长于斯,而今天他仍然活在当地人民的口碑中。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