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其人考辨

再来考辨一下《老子》的作者？《老子》的作者就是司马迁为之作传，同时于孔子且孔子向其问礼学道的老子，亦即老聃，在秦汉以前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其后的一千多年间，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诸代，虽有极个别的质疑声，但均未得到足够的关注与认可，而自清代中期汪中提出《老子》的作者是太史儋之后，梁启超、罗根泽、冯友兰等诸学者相继提出《老子》晚出说或曰《老子》为太史儋所著。致使《老子》的作者是老聃还是太史儋？孔子是否问礼于老子？便成了需要考辨的问题，我们看看相关的文献资料，最早详言《老子》其书与老子其人的便是汉之史家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如下记载《老子》和老子其人，此有必要全文引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馀岁，或言二百馀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年而霸王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是，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可见《史记》已明言“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司马迁肯定地说《老子》是老子亲著的！且为隐前所留未解而去。而今人多不察司马迁记史之文献考辨原则，即“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故而《史记》在明确老子其人的同时又将当时关于老子其人的不同说法同文而出，于是便出现了老莱子和太史儋，而在司马迁的眼中这两个人显然都不是写《老子》的人。言及老莱子时，迁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迁意是老莱子与老子虽有诸多相近之处，比如同为楚人，又同一时代，且亦言道家之用，但有一点不同，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而非著书上下两篇五千馀言。二则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司马迁亦清楚地记着：“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则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可见司马迁是将老子与老莱子分得清清楚楚的。对于太史儋，司马迁是在言及老子寿长之后提到的，就是说司马迁给出了人说太史儋是老子的原因，即老子寿长，长至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还活着（当然是二百馀岁了）。而司马迁实际上也给出了结论，即秦献公时的太史儋不是老子，因为太史儋虽亦西去于秦，但并非退隐，而活跃于政治舞台充当说客，游说秦献公，全然是一个妄测预言的术士之言。司马迁接着说：“老子，隐君子也。”显然，太史儋所为决非“隐君子”，亦即决非老子了。故在司马迁看来，《老子》是孔子同时且是孔子问礼之老子，即老聃亲著无疑的，司马迁亦惟因《老子》而为老聃立传的。何以汪中、梁启超、罗根泽等人皆予以否定而言《老子》作于太史儋呢？不难看出否定者否定的依据同样是《史记》所记，但其不取其实而取其疑，汪中认为老子隐君子也，而老聃却是周之王官，以此说明老聃不是老子。其后者梁、罗氏亦从汪氏之见依《史记》所记将老子子孙世系与孔子子孙世系做对比，以证明《老子》书的作者只能是太史儋。如梁启超论说：“查《孔子世家》，孔子十代孙藂为汉高祖将，封蓼侯，十三代孙孔安国，当汉景武时，前辈之老子八代孙和晚辈之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未免不合情理。”而罗根泽则直认老子之子李宗应当是战国后期之段干崇，是太史儋之子，故太史儋才是《老子》的作者。今且不论老孔子孙世寿之长短，也不论其“玄孙”是否是“远孙”之义，更不论段干崇是否就是李宗，只论汪、梁、罗等质疑者对待史料的态度何以是双重标准？不难看出汪氏等所依据的亦同为《史记》，何以将司马迁所疑者为实而所实者皆为虚有呢？更有甚者轻慢史料直接否认了老子其人的真实性，孙次舟《跋<古史辨>第四册并论老子之有无》就完全否认了老子的存在，言说：“老子本无其人，乃庄周之徒所捏造，藉敌孔丘者也。”孙氏认为《老子》一书是庄周后学一面虚造老子之事实，一面收庄周以还研究所得之精理妙义，著之篇章，题为《老子》，以实其人也。孙氏虽如此断言，但却无实证。我们知道《庄子》之前既有《墨子》佚文中所引《老子》文句，记载于《太平御览》，又有较孔子稍早的叔向答韩平子而引老聃之言，此记载于《说苑。敬慎篇》，着实之史料何以无视而断言无聃呢？

通过《史记》我们发现司马迁所言老子、老莱子、太史儋都是以孔子作为时间坐标去定位的，所以笔者在考辨老子其人时亦将考辨老子与孔子的存在与关系作为考辨重点。其研究仍需从现存的史料入手，经查有如下资料同时记录了孔子和老子的存在与互动，一是《史记》，二是《礼记》，三是《庄子》，此文有必要全文引述。

《史记》中有两处记载老子与孔子的接触：《史记。老庄韩非列传》：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史记。孔子世家》：“鲁南宫叔敬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礼记-曾子问》有四处记载孔子与弟子回忆老子所传授的葬礼知识：

曾子问曰：“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虚主者，唯天子崩，诸侯薨与去其国，与袷祭于主，为无主耳。吾闻诸老聃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庙。君去其国，大宰取群庙之主以从，礼也。袷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主出庙入庙必跸。’老聃云。”

 曾子问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巳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暮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痁患。’吾闻诸老聃云。”

 曾子问曰：“下殇，土周葬于园，遂舆机而往，涂迩故也。今墓远，则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殇也。墓远，召公谓之曰：“何以不棺敛于宫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岂不可？”史佚行之。下殇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子夏问曰：“三年之丧卒哭，金革之事无辟也者，礼与？初有司与？”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丧，既殡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记》曰：“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此之谓乎？”子夏曰：“金革之事无辟也者，非与？”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吾弗知也！’”

《庄子》中有六处老子与孔子的对话，而且庄子是老子与老聃同文而出，可见老聃亦即老子也。《庄子-外篇-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它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圣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于中，圣人不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操之则栗，舍之则悲，而一无所鉴，以窥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与、谏、教、生杀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7 G$ ~. A4 t  |/ ~4 \
《庄子-外篇-天运》：“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惨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又奚杰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3 J4 k' G+ |# ~3 T2 Y0 |
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予又何规老聃哉？"子贡曰："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发动如天地者乎？赐亦可得而观乎？"遂以孔子声见老聃。老聃方将倨堂而应，微曰："予年运而往矣，子将何以戒我乎？"子贡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系声名一也。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进！子何以谓不同？"对曰："尧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汤用兵，文王顺纣而不敢逆，武王逆纣而不肯顺，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进，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其作始有伦，而今乎妇女，何言哉！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惨于蛎虿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子贡蹴蹴然立不安。”
《庄子-外篇-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夫白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庄子-外篇-天道》：“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室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

细读以上资料便不难发现，孔子与老子相见并非一时一地，而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有见过面和一定交流的。而以往的学者们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时间确定多有不同，恐不察于此，而将诸次相会强行统一在一时，结果人为地造成了混乱。例如，今人高亨认为孔子是年十七问礼于老子，而清人闫若璩则说是孔子三十四岁，而詹剑峰却把时间定在了孔子三十一岁以前，黄方刚则提出两见老子即孔子五十岁和五十七岁。笔者认为，《礼记-曾子问》所记“孔子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应是孔子与老子的首次相见，盖孔子年十七，即鲁昭公七年，《左传-昭公七年》亦有日食的记载，地点当于鲁地之巷党。从老聃助葬的行为看，当是受鲁国的邀请而至巷党，同时也可说明孔子此时还是“周礼”的初学者，有关葬礼的操作还是“实习”阶段，还需要老师的指导。从老聃与孔子的对话看，老聃直呼孔子其名“丘”而不称“子”或“夫子”之类的话，可见老子年长而孔子尚小，又以师的身份呼之曰“丘”。所以把首次见面时间推定在孔子十七岁是相对合理的。而台湾学者张杨明将此次助葬活动考定为孔子71岁恐难服众。

第二次相见，当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记的孔子适周问礼，地点是周，按《史记》所记载的时间是孔子三十岁前，笔者认为应为孔子二十七岁至三十岁之间的某一时间。孔子自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又说“立于礼”（《论语-泰伯》）还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从这些表述不能看出，孔子三十岁时已有足够的自信而言“立”了，说明从十五岁治学开始，求道问礼至三十岁已有所收获，尤其是关于“周礼”方面。所以说孔子应于三十岁前即二十七至三十岁间正式适周问礼过老子的，其间有明确记载的是孔子二十七岁学于郯子，孔子好学，学无常师，此其一例。其二，鲁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0年），即孔子三十二岁，周室发生内乱，前后打了五年之久，显然这段时间也不是适周问礼的合适时间。

第三次相见当在《史记-孔子世家》所记孔子与弟子南宫敬叔一起适周问礼的那一次了。时间应是孔子三十七岁至四十岁之间，这时南宫敬叔在十六至十九岁之间，为什么是这一时段呢？因为鲁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内乱，鲁公兵败而奔齐，孔子也因避祸而逃亡齐国，而至鲁昭公二十七年，即孔子三十七岁那一年，有齐大夫欲加害孔子，于是孔子由齐返鲁，斯年又遇吴公子季札之子死，孔子前往观其葬礼，想必是勾起了往事思念老聃，时逢闲暇，却因孔子不便返齐，于是便委托南宫敬叔请示鲁君适周问礼，而此时的鲁昭公是流亡之君，异国苟安，讲不得排场而只能是“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了。而这个时段多有学者认为老子因“王子朝之乱”而身受牵连，已于公元前516年被免官归乡了。笔者认为实为臆测而无实据，王子朝战败逃楚时带走了大量周室典籍不假，但没有文献明言老子因此离周。其二，笔者详细研究过“王子朝之乱”的前后过程，发现王子朝虽为庶子而非嫡子，但深得周景王的喜爱，故周景王临死前废了太子猛，遗诏传位于王子朝，可见王子朝是奉诏继位而居于王城。所以即使是王子朝兵败逃楚而带走周典也是合法的事情，老子并无责任，又何言老子因此而免官呢？在笔者看来，老子非但没有被免官，而且还应新主周敬王重新修复失去典籍的要求留于成周。（就是说，可能老子想走，却没有走成，而只能留下来重建）那么老子是何时离周的呢？笔者认为大概是又过了十余年，即公元前504年，因王子朝余党儋翩在郑国的支持下再起事端，伐周六邑，周敬王逃出成周，次年，又在晋国出兵帮助下攻取了王城平息了战乱。想必是这一年之久的战乱期间，盖老子年老又见周之衰，不知要打到什么时候，便乃遂去了。这一年孔子四十八岁，老子大概七十岁上下，老子离周而归居于陈或宋地。这个时间与《庄子》中记载的孔老见面的时间较为符合。

第四次相会当为《庄子-天运》所记，孔子五十一岁，此时老子已归隐于沛地，孔子再度寻聃而问道。我们知道，孔子四十八岁开始修六经，而《庄子-天道》所记“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定为四十八岁以后数年之事。其二，《庄子-天运》“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一段间有子贡曰，《庄子-田子方》篇“孔子见老聃新沐”一段间有颜回曰，据子贡和颜回的年龄（至少小孔子三十岁）推算此时的孔子亦当五十左右或以上，所以尽管这四段记载的孔老相会可能非同一次，但现存资料不足以考证其具体时年，所以均归于庄子有明确记载孔子年龄的那一年，即孔子五十一岁。但也有学者认为孔子五十一岁这一年，孔子做了中都宰，忙于政事，无暇寻老问道，而笔者认为，一是此时老子已归居于陈或宋地而非于周，距鲁很近，二是孔子开馆授徒已成贤士今又为官涉政，并卓有政绩，四方则之，后又由中都宰升为小司空，后由小司空升为大司空，可谓春风得意之时，正是走亲访友的好时机。三，老子见到孔子首先问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这个对话亦可看出孔子已是有所成就和名气的了。

第五次相会，据《庄子-天运》所记，孔子晚年应还有一次与老子会面，此篇所记丘治六经的一段，通过对话不能看出显然是孔子周游列国后又遇老子言心中之郁闷，又据“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句推测孔子与老子此年盖同居一地，当为陈国，即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时年孔子六十岁，老子大概八十岁，之后盖老子便西游于秦了。

除此之外，前秦史料中还有《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对老聃均有记载。而秦汉的史料中亦有《史记》、《汉书》、《礼记》、《韩诗外传》、《淮南子》、《新书》、《论衡》等资料中均有老聃的记载，此文便不一一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