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里籍考辨

     老子里籍，古有苦、相之争，今有鹿、涡之“战”，皆据史料，力争所归，无不详实，却仍无定论而成悬案，由此引发了鄙人的考辨兴趣，现小考一二，以解众疑。

    老子里籍、姓名、官职等诸多问题，各家各派虽皆依司马迁的《史记》而辨，然推理、结论俱不相同，尽管如此《史记·老子传》仍是老学研究的重要史料依据。关于里籍，今本《史记》详记老子里籍：“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如此国、县、乡、里俱详的记录，除了高祖刘邦外，甚为少见，孔子的里籍也只记了乡、邑而未言县、里，这就难怪有学者质疑其真伪了。《史记》自成书、面世、流传过程中有所变化是不争的事实，今本《史记》：“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清人王念孙考证认为无“伯阳，谥曰”四字，为后人增益的（《史记索引》），多被学人取信，笔者认为实为不确，此考不作详辨，另文述之。而关于老子里籍今人马叙伦考校群籍而言老子当为宋国相人，认为今本《史记》非司马迁本文，孙以楷亦考证认为：“郦道元以后之人就把原本《史记·老子传》中的‘楚相县人也’增改成了‘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孙以楷《老子通论》）孙先生依何下此结论呢？主要依据东汉边韶的《老子铭》，为辨其正误，有必要摘录铭文：“老子姓李，字伯阳，楚相县人也。春秋之后，周分为二，称东西君。晋六卿专征，与齐楚并僭号为王。以大并小，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濑乡之东，涡水处其阳。------老子为周守藏室史，当幽王时，三川实震，以夏殷之季，阴阳之事，鉴喻时王。孔子以周灵王二十年生，到景王十年，年十有七，学礼于老聃，计其年纪，聃时已二百余岁。聃然老旄之貌也。孔子卒后百二十九年，或谓周太史儋为老子，莫知其所终。-------延熹八年八月甲子，皇上尚德弘道，含闳光大，存神养性，意在凌云，是以潜心黄轩，同符高宗，梦见老子，尊而祀之。于时陈相边韶，典国之礼，材薄思浅，不能测度至人，辩是与非，案据书籍，以为老子生于周之末世，玄虚守静，乐无名，守不德，危高官，安下位，遗孔子以仁言，避世而隐居，变易姓名，唯恐见知。”写这个《老子铭》的边韶何许人也？陈留浚仪人，顺帝时历尚书、侍郎。桓帝时为陈相，边韶正是奉桓帝诏而写《老子铭》的。而桓帝（公元146-167年在位）崇尚佛道，好神仙，故常祀黄老，延熹五年（162年)曾下诏天下所有祠庙一律改祀老子（除洛阳令王涣祠、密县令卓茂庙外），而实际上民间活动可能还要早些，《水经注》记载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谯令长沙王阜曾立《李母冢碑》于李母庙旁。《后汉书·孝桓帝纪》载：“延熹八年，春正月，谴中常侍左悺至苦县，祠老子。十一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延熹九年，庚午，祠老子于濯龙宫。”如此把崇拜老子，神化老子推向高峰。而为什么派员去苦县祭祀老子而不去相县呢（边韶《老子铭》不是说老子是“楚相县人”吗）？史料无明确记载，我们只能分析看看，桓帝时期的苦县和相县的状况如何，苦县是陈国陈湣王刘宠的辖区，而刘宠是历代陈王中最著名的，勇猛过人，善理政，即使是饥荒年，陈国仍很富强，邻郡百姓投靠他的多达十余万人，不难想象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而与之同时辖治相县的沛王是刘荣，《后汉书》只记其公元150年继位，而其父沛孝王广，身患痼疾，不能理政，而是由刘广的祖母周氏奉安帝（公元106-125年在位）诏代领王家政事，可周氏在安帝时就死了，死后由顺帝（公元125-144年在位）颁诏表奖了周氏，“秉心淑慎，导王以仁”，可以推测刘广和刘荣父子时沛国是比较弱的，只能是遇事谨慎，处处忍让了，这也许是“相”无力与“苦”争老，从而桓帝派员之苦祠老的背景因素。而边韶的《老子铭》就是在如此的历史环境下，在延熹八年的第二次之苦祠老前奉诏成文的，就是说《老子铭》并非边韶个人的学术研究之论，而是国事，政治任务，边韶绝不敢无据妄言。故文中明确说：“于时陈相边韶，典国之礼，材薄思浅，不能测度至人，辩是与非，案据书籍。”而从以上摘录的铭文可见所据无疑是司马迁的《史记》了，显然边韶看到的《史记》写的是“相人”而非“苦人”更非“濑（厉）乡人”，那为什么边韶要提及苦县和濑乡呢？前面讲过，事实上是先祭而后铭，就是说帝王已经在正月派人在苦县祭祀了老子后命边韶写铭，边韶既不能依史记而言陈王宠与桓帝祭错了地方，又得想办法补救现实与史料的矛盾冲突，于是煞费苦心写下了“以大并小，相县虚荒，今属苦”的话，无疑是在给苦县搞祭祀活动找理由，注意，边韶的这个说法从地理位置的角度说显然苦是苦而相是相，是为二地，而且相也不是濑乡而是濑乡之东的那个地方，只是行政划分上发生了变化，原则上相还在那儿而只是“今属苦”了，而非西晋的司马彪所言的同地异名，《后汉书·郡县志》：“苦，春秋时曰相，有赖乡”（这样写就成了苦有赖乡也就是相有赖乡，显然与边韶的说法不符。而就《史记》而言不见司马迁有以旧时之称谓而记的），如果司马彪所释为实，那么边韶就不必费那么大劲了，可以直接解释说相为春秋之旧称，今已称苦，何必要说什么“相县虚荒”、“以大并小”之类的话呢？而司马彪同时又把“相”记在沛国二十一城之内，显然汉时，苦、相不同地是事实也是基本常识，所以边韶才没有说昔日之相就是今日之苦，而说“今属苦”，“今属苦”这三个字隐含的信息是“在濑乡之东，涡水处其阳”这个地方原本不属于“苦”，当然也不会属“谯”（谯县当时虽属沛郡但当时应与“相县故城”隔着涡河）。换句话说，这个虚荒之地就不属于淮阳国（高帝十一年置，辖九县），那就只能隶属沛郡（秦置泗水郡，高帝更名）了，而沛郡辖治的三十七个县第一个就是相，极有可能这个虚荒的故城汉初及司马迁写《史记》时由沛郡所辖，而之后的二百多年间也确实发生了些变化，光武帝刘秀封其子刘辅为沛王时（44年），沛国的辖区已由原来的三十七县减少到了二十一城，而淮阳国也由九县减至八城，而苦、相两县的归属并没有发生变化。盖到了桓帝之时这个远离相都而不被沛郡看重又无力管理的边邑故城，便被陈国占去而“属苦”了，不然，若原本都是淮阳国即陈国之地而且已经虚荒定无任何争议，何须边韶费那么多口舌去解释呢？事实上显然是存在争议的，不过是苦、相即陈、沛之争而已。如果边韶较清晰完整地表达，应该说相县之故城虚荒，今属苦，苦建老子祠祭老，如此而已。从郦道元的《水经注· 阴沟水》所载：“水又东径鹿邑城北···《春秋》之鸣鹿矣。···水又东南屈，经苦县故城南。···水又东北屈，至赖乡西，谷水注之。···水又屈东，径相县故城南。其城卑小实中。边韶《老子铭》文云：老子，楚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存，在赖乡之东。水处其阳，疑即此城也。自是无郭以应之。水又东，径谯东县故城北。”可见，郦道元时“苦县故城”、“赖乡”、“相县故城”还是“涡水处其阳”的（郦道元所言的涡水以南的鹿邑城应该是苦县城，而他说的苦县故城则可能是真正的相县之故城），盖因黄泛频发涡水或有改道今已不见处其阳了。而如果边韶、司马迁甚至春秋时这个区域都处在涡水以北的话，那就极有可能是沛郡亦或宋国的属地。而对于做为陈相的边韶来说，怎么会不知自家的陈国境内八城之一的“苦”从来没有称过“相”呢？怎么会不知道司马迁所记之“相”就在涡河之侧呢？怎么会不知道沛王之国就治在相县呢？故桓帝苦县祭祀老子明明是个错误，但错在帝王，而言“相县虚荒，今属苦”，就既照顾了史料又没得罪陈王和桓帝，可谓两全其美。如果边韶此言不虚，那么客观上便是方圆三百里内就存在两个相县，一个是涡水另一侧的沛国治地，一个是今已属苦的这个所谓的“相县故城”了（如果这个“相县”真实存在，那么为什么《汉书·地理志》淮阳郡并无所记？如果说高帝置郡前既已属苦，那么司马迁就应记老子为苦人而非相人），显然史实并非如此，事实上只有一个“相”，这个“相”不但老子生前称“相”，而且司马迁写《史记》时也称“相”，边韶写《老子铭》时仍然称“相”，因其依相山而得名，而相山又因“相土”（商汤先祖契的孙子）而得名，《诗经》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史记·殷本纪·索隐》也说“相土佐夏，功著于商。”后人为纪念相土便把山命为相山，把城命为相城，《太平寰宇记》云：“相故城，相土所居。”，而相土的后人“河亶甲居相”（《史记·殷本纪》），《舆地志》云：“宋共公自睢阳徙相子城，又还睢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曰：“睢水又东径相县故城南，宋恭（共）公患严重，为避水灾宋迁都相城，因为相城在宋国域内的位置比较适中，又在相山脚下，之所都也。”可见，宋共公（公元前588-前576年在位）时即已称“相”，时为相子城或相城，盖秦后才称“相县”，而郦道元已明确这个相县故城就在相山脚下，而非在苦县的濑乡位置上，同时也明确了相城本为宋国属地。《战国策·秦策四》亦载：“魏将出兵而攻留、方与、铚、胡陵、相、砀、萧，故宋必尽。”可见战国时相仍为宋地。宋人为商之后裔，商丘、睢阳、相城之所以为春秋宋国之都城，是与其先祖们的行迹分不开的，相地对于宋人来说具有着根源性、传统性、心理依赖性等多方面的意义。我们再看看《史记·樊郦滕灌列传》：“遂降彭城，虏柱国项佗，降留、薛、沛、萧、相。攻苦、谯，复得亚将周兰，与汉王会颐乡。”可见司马迁既言了“相”又言了“苦”，降相而攻苦，显然相、苦是两个不同的县，说明司马迁时还称“相”，这也可证实司马彪的说法不正确，而司马迁记的这个“相”会不会是边韶所言的那个濑乡之东的“相县故城”呢？显然不是，这个近萧的相定是相山脚下相县而非边韶、郦道元所言“卑小实中”的“相县故城”无疑。再看《史记·曹相国世家》：“南至蕲，还定竹邑、相、萧、留。”这个竹邑与萧之间的“相”也绝不可能是边韶所言的那个濑乡之东的“相县故城”。不难看出司马迁非常清楚“相”与“苦”的关系，自然所记老子里籍“相人也”只能是这里所言的“相”。那么这个相县会不会是都城四野人居而自然形成的所谓“县鄙之县”而非具有政权性质的“郡县之县”呢？显然不是这样，司马迁所记的“相”是与萧、苦、谯、薛具有相同意义的郡县之县，而非相都之外的边邑小城。所以孙以楷先生把天静宫所处的郑店理解为“相县故城”也是不正确的。边韶没有说清楚历史沿革的这个“相县故城”，却使司马彪、郦道元等诸多后学误入歧途，司马彪那样写定是误读了边韶的《老子铭》，郦道元之所以言“疑即此城也，自无郭以应之”也是疑边之词。可见，桓帝派员祭祀老子的苦县濑乡之东这个地理定位点上根本就史无相县（但有可能是宋国相县辖治的一个防御性边邑小城，所以应称为相县之故城），史上唯一存在的相县就是相山脚下的相县，而边韶《老子铭》所言的“楚相县人也”，所指的当然也只能是这个唯一的相县。

     至于《庄子》中所言之“沛”是否就是指这个“相县”之地，并无史料可以证实它，但说沛地是老子归隐后定居之所盖不成问题，而相县秦时属泗水郡，汉初改名为沛郡，而且沛郡治所仍设在相县，定当有所依据及缘由，可见，至少“沛”与“相”是有联系的，而并无史料可以证明“沛”与“苦”有什么直接联系。那么苦县与老子是否无任何关联呢？也定非如此，苦县盖老子归乡或西去必经之地也，或有停留、暂住亦或长住，故有遗迹，然定与老子里籍不相关！而从相县的地理位置而言今说老子是涡阳人也并不精准，因为现今的涡阳县春秋时并非相地或曰相县辖治，涡阳与城父、谯城、蒙城同在涡水的另一侧，汉时也并未置县，当属城父或蒙管辖，春秋之时定非相地，相县不可能横跨涡水两岸，自然亦非宋国之地。古时，国之边境常以河为界，而涡河的河道断面为200米左右，建国前无永久性桥梁，何况是春秋之时，两岸交通极为不便，故即使是强大的楚国灭了陈国筑谯城，并将谯夷所辖区扩大到苦、蒙及周边地区，但并无史料记载楚国越过了涡水而侵占宋之相邑，反过来说，宋国越河而治也不现实，所以涡河之阳的涡阳县在春秋时归属宋国也不可能。而现今涡阳辖区内的天静宫位于涡北，自然是宋之属地，而且涡河以北相县以西春秋时无其他置县（铚县、竹县都是秦汉置县），故今天静宫所处郑店之地必归相县所辖无疑，自然就符合“相人”的说法，至于此地是否即为老子生地，实难考也，司马迁也不过只概说老子是相人，而并没有明确其乡、里，自然就难考其生地了。而郦道元《水经注》虽载有王阜撰李母冢碑文一句“老子生于曲涡间”，而这个“曲涡间”显然也是概说，而非具体的地理定位点，而孙以楷先生认为王阜所言的“曲涡间”就是魏文帝曹丕《临涡赋》中：“荫高树兮临曲涡”的“曲涡”，从而理解为“经过东园到曲涡----‘临曲涡’，这个曲涡明明是在亳州之东五十里之外的地方。”（孙以楷《老子通论》）显然孙先生的理解并不准确，曹丕“曲涡”的“曲”字就是个形容词，蜿蜒曲折义，与其《浮淮赋》“经东山之曲阿”及《槐赋》“望迎风之曲阿”用法相同。而王阜的“曲涡间”盖言曲水与涡水之间的某个地方，盖曲水就是瀖水（《太平寰宇记·卷十二河南道·亳州》载：“瀖水-一名曲水”源出宛丘县（今淮阳县）至县（鹿邑县）界，入真源县）显然王阜是把立碑处即李母冢的位置（即今鹿邑太清宫北的李母庙）定为老子诞生地了（王阜又是依何典籍而言“老子生于曲涡间”呢？定非《史记》也。郦道元说王阜是谯令而孙以楷疑之曰：“查《后汉书》无王阜传，只在《滇王传》中提到益州人王阜，此人并未任过谯令倒是写过《老子圣母碑》”而孙先生提到的这个王阜是明、章、和帝间的重泉令后迁益州太守，碑文存在《全后汉文》中，而永兴元年李母冢所立之碑定非其所为，盖苦县人托王阜名而为之。另从立碑的时间（153年）看苦争此地应该在沛王刘广期间既已完成）。而郦道元说“曲涡间就是曲仁里”，则应该是郦道元（公元约470-527年）的猜测而非实地考证的结果（因葛洪（公元284-364年）《神仙传》已言“楚国苦县曲仁里人也”），故郦言也不可取信。

    那么老子生地是否就无从考证了呢？我们看看文献外的其他信息，我们知道当地自有“九龙取水沐浴聃”、“有星突流老子孕生”等民间传说，虽不可信，但也并非子虚乌有、空穴来风之说，因传说而形成的文化遗迹却是客观存在着，涡阳天静宫既有流星园的史料记载，又有“古流星园”的石碑出土；既有九井的传说，又有古井的考古发现。而鹿邑太清宫既无流星园的记载亦无流星突降老子诞生的传说，虽有诸多九井的史料记载，但已找不出古井的遗迹，可以推测鹿邑太清宫也造了九井景观并引了灵溪池水以通九井，目的不过是附会其说，而时过境迁，昔日九井的景观已然成了一只刻有九条龙的石井栏，这显然也是对“九井各有龙吐水以浴圣体”的曲解而补造。如此说流星园址即为老子生地似乎是更为可信的，不过笔者认为这些不过是苦、相争老的产物而已，并不能做为确定老子生地的依据！

   至于老子是否楚人？这取决于老子是“相人”还是“苦人”亦或是“濑乡人”？如果老子是“相人”，从记史的角度来说只能记为宋相人也，若记为楚相人是不正确的，而若记成楚苦人就完全错误了，等于篡改了老子的国籍与里籍。如果老子是苦人，说楚苦人更为确切，说陈苦人就不那么精准了。我们前文已经详辨了老子定为“相人”，故盖《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老子里籍正若记庄子为“蒙人”和申不害为“京人”一样，也只记了“老子者，相人也”，司马迁绝不会把相人记成楚的（这应是基本的历史常识），定是边韶为了把“相”并入“苦”而妄增了“楚、县”二字，以确定“相县故城”就在楚地之上（因陈未置苦，当是楚灭陈而置苦（但春秋《经》、《传》均不见苦之地名，故苦何时而置实难确定），所以若言苦县就不能称陈人，而只能言楚人，而楚灭陈时老子盖未卒，称其楚人勉强可以）。而后人言老子为陈人者（《列仙传》、《高士传》、《经典释文·序录》、《礼·曾子问疏》所引等）盖俱依苦县之地而言老子之时国也，错皆源自桓帝边韶苦县祭老及《老子铭》，又因司马迁《史记》本未记老子国籍，后人便依地而妄加楚亦或陈。如今我们已证实了老子是相人，无论如何，沛与相在春秋之时都不是楚地亦或陈地，故当记老子为宋国相人，马叙伦先生所证极是！而就老子是相人而言，春秋时，老子定为宋国人；放到今天自然可言老子为涡阳人亦或鹿邑人，换句话说如果现今郑店和鹿邑太清宫镇仍是淮北市所辖，那便可以说老子是淮北人。（孙以楷先生并不同意谭戒甫先生认为相就是相山之相的观点，说“老子不是今天安徽淮北相山人”（孙以楷《披云集》），笔者并不认同孙的观点。）

    本文结论：依据边韶的《老子铭》，可以确信《史记·老子传》关于老子里籍原本写的必为“相人也”，并没有记其国籍、乡、里，按老子所处的时代而言，老子是宋国相人无疑。而对于鹿邑的西太清宫、谯城的道德中宫、涡阳的天静宫三者来说，鹿邑的西太清宫和涡阳的天静宫所处的地理位置皆可言“相县之故城”，都符合宋之相人说，但说老子即是涡阳人亦或鹿邑人却都并不精准，不过说老子是宋国相人则一定不会错。

凡丁

2015年11月7日

沈阳庸道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