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因为西方哲学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之中，对形而上学及相关问题的追问、辩论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纷繁的回答和现象，在我们中国思想历史之中的相应之物，“找不到”。“找不到”，就是没有吗？回答是否定的。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是要回答什么是哲学。
一、什么是哲学
从词源上看，哲学在古希腊语中是philosophia，本义是“对智慧的爱”或“爱智慧”。
亚里思多德认为，“哲学这一门科学的任务是探讨存在者之所以为存在者（being qua being）以及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所具有的各种属性。”[1]这里所说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指的正是包含着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或一切存在者所以为存在者的理由——终极原因。”（2）
简而言之，哲学是一个“重要问题”及对这个重要问题的回答的名称。一个寻求正确的回答及努力，尽管可能是个错误的回答和努力，但这些回答和努力，其心在“爱”，故均冠以“哲学”之名，“以示鼓励”。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哲学“爱”的是找到正确的问题，并作正确的回答。对错误的问题的正确回答及正确问题的错误的回答（这可能性少），虽有爱智慧之心，却无爱智慧之果，不能登哲学之大堂，不是能称为“哲学”。
黑格尔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之所以就是哲学史，乃是因为哲学史是一种哲学发生发展的过程”。陈志伟先生认为“而在我们看来，哲学史上存在着许多种哲学，没有一种哲学可以代表所有的哲学而被看作是哲学本身，所以哲学只能是哲学史。”（3），这就把所有的问题和对问题的回答都当成是哲学，胡子眉毛一把抓了。它在逻辑上，否认的哲学研究中存在正确或错误，它把错误的哲学（尽管难以分辩）因其难以分辩而予以正确化。如果我们从逻辑上否认了有无正确的哲学，那么，何必从事哲学？可见，黑格尔提“哲学就是哲学史”，不“讲”逻辑。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找不到“这个重要的问题”、找错了“这个重要问题”、及对“正确问题”的错误的回答，不是爱智活动。只有找对了这个正确问题及对这个正确问题的正确回答，才是哲学，才是“智慧”。
或许，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正确问题在哪儿、正确的回答又是什么，但从逻辑的理性的角度出发，我们只能对“哲学”给以这样定义。如果说，哲学就是哲学史，那么一个明显错误的思考（比如我说“世界的起源于我眼前的电脑”并作长篇大论），也能按此逻辑荣登哲学之大堂，成为哲学一流派。再退一步说，如果说“找”的过程就是“爱（智）”，爱也分“爱得痛苦”或“爱得幸福”。相对而言，爱的幸福比爱得痛苦的人，更懂得“爱”，更哲学。人们决不能说，只有爱得死去活来，表现为“痛苦的热闹”，“波澜壮阔”，才是爱。而爱得和谐平和幸福，无事不生波，就不是爱，不是哲学了。
由上辩析可知，是不是哲学，并不以问题的数量的多少、回答的“花样”等等形象上的区别决定的，而在于是否找到“那个重要的问题”，并对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因此，中国“找不到”象“西方哲学”那样的纷繁的问题和回答，不是衡量中国有无哲学的准绳。
同时，如果我们能确认西方哲学流派中，哪一家“找到了正确的问题”并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那么，与之相较，“中国哲学”中有无这个问题及问题的回答，就可以知道，中国有无哲学。
二、 西方的“这个重要问题”、及正确的回答是什么？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人类不可能确认。公说公有理，母说母有理，没有一个全能的上帝能来确认谁是正确的。在这里，暂先假设西方所认定的问题及回答是正确的，西方的哲学才是哲学。
什么是西方哲学？这个问题，在这儿，并不象黑格儿或平常人们理解的那样不言而喻，它问的是，在西方哲学中能代表那个“正确问题”的是什么问题，它的正确的回答又是怎样。
“西方哲学从产生起就表现为一种形而上的追求，形而上学成为西方哲学最典型的表现形态、西方哲学的传统。在古代，形而上学主要表现为本体论哲学，就是寻求宇宙万物存在的最终原因、最普遍最一般的原理。-----在近代，形而上学主要表现为知识论（认识论）（4）
“本体论是西方最原因，而也是最古老的形态，同时，又是现当代哲学家们所关注、争论的重大问题。从古到今，任何哲家、哲学学派都回避不了本体论问题。”（4）
“甚至可以说，当代哲学的发展所提出的一个最大的理论问题，就是形而上学的命运问题。在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本体论）存在论，曾经长期居‘第一哲学’的至尊地位。”（4）
从这几段引文看，显然，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形而上学”问题，这是西方找到的“重要问题”。对形而上学问题从不同方向上的回答，被称之为“本体论”（实体论）、“存在论”。对于“一个重要问题”之所以产生不同的回答，是因为在这个“重要的问题”的把握上出了问题，有没有问到这个问题，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是“怎么问”的问题。
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寻找“重要问题”及对自以为是的重要的问题的回答及对错误问题和回答的纠正、反对、回答及对回答的再回答、再反对、再纠正和再回答。----体谟消解了西方传统的实体观和理性观，把康德惊醒，康德惊醒之后，将以往的形而上学“予以终结”，康德终结之后，黑格尔再建立了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黑格尔之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在西方成了趋势和潮流，尼彩反对追求实体、主张流变，卡尔纳普主张彻底清除形而上，胡塞尔继承又突破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最后到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维特根斯坦认的“一切哲学”问题都是伪问题（海、维的结论是互相印证的）----可谓痛苦的爱，痛苦的幸福。
错误，不是正确。对错误的纠正是正确的，但这个正确，还不是在严格意义上“哲学”要求的正确，因为，它针对的不是正确的问题，不是对“正确问题”的“正确回答”。我们假设西方哲学是“哲学”，于西方哲学中必然有一哲学是“哲学”。选一比之，我们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结论。
我选择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问题和回答就是维特根斯的问题和回答，不在此述）。海德格尔的哲学，是存在的哲学，前期，他把“存在”和“时间”联系在一起，后期，把“存在”和“语言”联系在一起。
三、翻译问题
西方有苹果，中国有苹果，西文“苹果”译为中文之“苹果”，无有异议。在思想史上，我们“找不到”西方意义上的中国的“存在”，因为，我们是坐而论“道”，而不是坐而论“存在”。这给译者带来了大问题。
在提到翻译问题时，我觉得，最先要区别的是“本体论”和“存在论”，这是有一些讨论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存在（Sein，Being ）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西文中的“存在”无论是否有词源上的直接关联，都与希腊哲学之to on 有关。说得过分一点，西方哲学乃自to on始。
在希腊语中，to on 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普遍的存在，其一是众在者。海德格尔用Sein表示前一种含义，用Seiende （Sein的现在分词）表示后一种含义。关于toon的理论，就是ontologia （存在论）。一般这个概念译作本体论，不过海德格尔则试图恢复其原初的含义，并且极力与传统的形而上学划清界限，所以同一个概念，在传统哲学那里，我们译作本体论，在海德格尔这里则译作存在论。根据Ontology在词源上的含义，我们应该译之为“存在论”，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所揭示的，ontology从来就没有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使用。所以，为了区别传统哲学与海德格尔哲学在ontology上的区别或分歧，同一个概念ontology我们采取两种不同的译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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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学者们提出翻译海氏所指“存在”的中文分别是“有”、“是”、“存在”、“在”。现在，我们分别一下这些字词。
“是”的对应面是“不是”，“有”的对应面是“无”、“在”的对应面是“不在”、“存在”的对应面是“不存在”， 就字词的含义看，“是”、“有”、“在”、“存在”都是一对应关系的一个方面。这些字词虽然在形象上、发音上各异，但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肯定”的意思，有着相同的含义。如果我们用0、1两个数字来代表它们，那么，他们要么全是0，要么全是1，决不会有些是0，有些是1，否则，就带来逻辑的混乱了。显然，这些字词之间的关系和另外一些字词之间的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比如说，“桌”、“电脑”、“去”、“来”、“前”、“后”，如果它们用数字表达，哪个代之以0，哪个之1，不会造成逻辑问题，由此可见，前一组字词，在本质上，有一共性。
“横看成峰侧成岭”。“峰”和“岭”所代表的形象也是不同的，但从“真实”、本质上说，“峰”与“岭”代表的那一物，是同一物。又比如甲、乙、丙分别在云南苗族、西藏藏族、新疆回族，分别用民族语言问三个人，“你饭吃了吗”，假设他们都已吃过了，但他们的回答的声音定然是不同的，或者其中一人根本不作声，就把头点一下，或者其中一人只吱了声“嗯”，但这些不同都不能否定他们想表达的内容是相同的。
关于译名讨论，据我所知，陈嘉映、张志伟、王路、倪梁康等都有过论述，大体上，都是以形象有别而以为字词有别，或音或语法不等，还有一个缺点是在考虑中国有无此“苹果”上，几无论说，在此不复述。
结论是，站在“本质”的角度，把英文的“estin/Sein”译成“是”、“有”、“在”、“或存在”，都是对的。由于，我们生活在形象的世界，在实际翻译中，译者们努力寻找即合于原意之形象又要求兼顾中文的习惯述说的统一，这也非常正确。但是，在根本的理解层面上，我们应该把这些译名理解为同一个意思。
这同一个意思，形象上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有”。
“存在”即“有”。也即“阴阳”之阳，明暗之“明”
四、老子谈有，即是谈“存在”
老子是谈“道”的。老子的确是谈“道”的，不过，在谈道之前，先谈了“有”。万物的本源是什么是？对于西方是个问题，东方也是。
当西方在寻找万物的本原、本质、粒子、数、“绝对真理”、“上帝”时，我们却对此一语了之：“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我们的认识是：万物没有本原、本质、没有“绝对真理”、本体，探寻“本体”是没有意义的。万物因名有而“实有”而存在。万物只所以“存在”，之所以“有”，是因名有，而非“真”有。若说真有，“有名”而名称为“真有”。名“生”万物。这是建立在认识论、语方哲学基础之上的存在论。
二十世纪，西方的语言转向，使得本体论研究转到认识论、语言研究之中，这说明了本体论和、认识论、语言哲学的关系。我们没有经过象西方那样长达数千年对“本体”的追问，是因为我们的“本体论”就是认识论基础之上的洞察了语言秘密的存在论，因此，不能说中国没有形而上学，没有“本体论”。只能说，中国有，只有正确的存在论和形而上学。
脑子没病，就没有脑病。没有脑病，就没有关于医治脑病的讨论、方法，技术，也不会形成“脑科”（西方的哲学）。我们没有脑病，不是没有脑，没的是“脑病”。从哲学上说，我们没有传统的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是因为我们早已很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结合第一节对黑格尔的哲学概念的分析，黑格尔以自己的“逻辑哲学”为准绳，判断中国无哲学，犯的正是逻辑的错误-----仅以脑病及有无医治脑病相关的现象来判断脑之有无。
海德格尔看到这一点。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东方非但回答了这个“重要问题”，而且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之后，在另一层次上，开拓了一个陌生的境域。中国哲学的存在不仅是无可置疑，而且是让人敬慕的。正是站在严格的哲学的含义基础之上，为了有别于传统的西方不能被称为哲学的非哲学的哲学、没有找对问题的回答及回答的回答的盘根错节，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思”。
这不是偶然之举。在海氏看来，“哲学”这个词汇“爱智慧”的原义在西方受错误认识的污染之后，已因易混人视听，而不能当担“真哲学”之重任，故而，将自己的哲学改作“思”或“思想”。这一改动暗示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由于中国思想早已找到了那个“重要问题”并作了正确的回答。从理上说，枝繁叶茂的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哲学”是“中国思想”的一个分支。
维特根斯坦从语言研究的角度，得出“所有哲学问题都是伪问题”，“真正的发现是这一发现，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打断哲学研究”（6）。他这里所说的哲学问题，指是正是西方的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及由此而来的种种哲学问题。由维氏一面以为哲学问题都是伪问题、“只要愿意就可以打断”，一面又在将自己的研究冠以《哲学研究》，可见所谓传统西方哲学病毒之深，让哲人也无可奈何，词不成词。
爱智，不是比谁的胳膊粗，也不是比谁的力气大，更不是比谁的唾沫多，爱智爱的是智慧，这是哲学之所以为哲学的原因。东方的存在论，虽然只是一笔带过，和西方比起来，似乎没有，那不是我们的错，更不是没有。如果说我们没有，那是以西方有为标准了来衡量了。以西方为有，则东方无；以东方有，则西方无。我们也完全可以说，在海德格尔之前的西方，没有正确的存在论、本体论和形而上学。
当一个问题成为问题时，说明已经有了问题。没有问题，正确的。正确了。（正确也有正确却也有是问题的的问题，比如说，即然我们早解决了，那西方文化怎么比我们发达了，这是另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话题）。
五、在西哲背景之下简单分析一下老子的存在论
海氏对存在的研究自巴门尼德始。
巴门尼德认为“存在者不生不灭”、“永恒不变”、“独一无二”、“完整不可分”“存在者存在，它是完全的、不动的、无止境的，整个在现在，是个连续的一”。
从老子的观点看，这些论述，没抓住要点。万物之有之存在，先是名有名存，名有名存才有才存万物。若不名之，存在者又何以存在？没有交待什么是“存在”，就开始说“存在”了，这不妥当，无理性。什么是“存在”？万物先是各有其名，然后各有其在。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不存在，是我们对天地宇宙世界开始的一个名称。存在，是我们对世界万物的一个名称，由于这个名称，万物存在了。由于“存在”这个名称象是母亲生育儿女一样使人们产生了万物的认识，因此，称之为“母”。如果用一个名称来称呼万物，除了“存在”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西方所说“上帝无处不在”中的“上帝”，也不过是“存在”的另一个名称。
如果说万物的存在与否和名称没有关系，它是先于名称，也即是，不管人类认识与否，它在人类的认识之前就存在的，完全、不动、无止境、整个的现在？那就等于说，万物是在人类的认识之前就存在，问题是，在人类认识之前，人类又是怎样认识的万物的存在？荒谬透顶。
巴门尼德“把世界的创造、毁灭和变化的一种多样性归于感觉的显示”，“只是非存在的一种存在”，“存在者存在”，“我们只能谈论存在者，不存在的不能谈论”。话虽不错，可还有一个重大缺憾：存在者是可以谈论的吗？存在者是不可以谈论的。可以谈论的是存在者的名称，谁能不用名称，而能谈论存在者？存在者存在，是因名而存在。是名称把存在者从不存在中“揪”出来，成为“存在”，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比如，没有人能不用“非典”或它的别名谈论2003年发生的那个存在者。---这也是西方二十世纪之所以发生语言转向的原因，因为谈了二千多年的“存在”，但“存在”是什么，这个初源问题，没有人能回答。
西方的另一位先哲，赫拉克利特说出了吧门尼德没有看到的名称之重：
“除了生成，我别无所见。不要让你们自己受骗！如果你们相信在生成和消逝之海上看到了某块坚固的陆地，那么，它只是在你们仓促的目光中，而不是在事物的本质中。你们使用事物的名称，仿佛它们有一种执拗的持续性，然而，甚至你们第二次踏进的河流也不是第一次踏进的那同一条了。”
而在老子，存在与语言、名称的关系，面面俱到了。真可谓“老子天下第一”。
六、讨论本源问题存在的误区
讨论本源问题，误区多多。比如，亚里斯多得介绍的“早期希腊哲学家所谓的本原是指事物的产生、生成的起源、开端以及我们对事物的认识的起点、出发点。”（7）这个问题，它有多个误区，一个最明显的误区是词“我们”。通过字词的含义的研究，我们发现，“我们”只是个指称，一个名词。一个能思考的“我们”并不存在。比如说，前几行我说“我们发现”时，指的意思，是“我发现”，而不是“我们”。当然，我有“我们”的意思，但那可能是讨好你或你们，扯上你或你们，感觉上亲近些，希望你们快点无条件投降，接受我的观点而已。“我们”并不存在，我们也不会思考，我们只是你和我的一个称呼。事实上，“我们”中的你在哪里，你是男是女、是老是幼、或是一只长颈鹿，一棵松树，一朵玫瑰花，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我们”，是我杜撰的，我以为有，则有，真的追究它是谁，是什么，没有一个具体内容可以确定。或者说，它是无所不包的。因此，“我们对事物的认识的起点、出发点”也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我”或“你”一个个体对事物的起点和出发点的认识。而每个个体对事物的起点和出发点的认识，是语言和名称，婴儿从衣呀学语始，开始认识世界。因此，这个第一哲学问题要考察的对象，不是“宇宙的起源”、“基本粒子”、“数”、“一”、“谁开天地”等等天花乱坠的东西，而是人类个体认识的起源和生成。又因为它考察的是每一个个体的人类认识的起源、“物质”的产生问题，因此，它又是“我们”全人类的问题，是第一问题和第一哲学。
一个人对世界的认识，就是一个人的世界之初始。“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指的正是个体对世界的认识，也即是对于一个人的个体而言，天之始、地之始，从无而来，因名而有而存。如果我们每个人回忆一下自己的婴儿时期，天是怎么来的，地是怎么来的，是不是有父母指天名称天，指地名称地而于个人的世界中建立起天与地？桌子、门子、汽车等等“万物”是不是因名而存在一个人的认识的世界？
或许有人说：“这就错”，因为很明显, 比如甲和乙一起到山上去玩,甲认只一植物C,名称什么什么,用途什么什么, 乙不认识它,叫不出它的名称, 那么,难道说,这一植物就不存在了?那怎么说得通?
按常识说, 确实是这样。但常识有误，这个常识之误就误以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共同的世界，我们所说的存在或不存在指的是在这个共同世界中的存在或不存在。这是错误的，人类没有一个共同的世界。人类中任何二个人的世界也是不同的。即然人类没有一个共同的世界，寻找世界的起源，谈何说起？
由于人类没有共同的眼睛，因此所谓的"人类共同的世界"并不存在。万物只存在于每一个个体的人的"视域"，并构成每一个个体的世界。存在于每一个个体人的视域世界的一物.对于个体A可能存在,对于个体B可能并不存在，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对于前述例子的解释是：对于甲的世界而言的存在植物A,对于乙的世界而言,并不存在。如果甲指出植物C，并告诉乙这植物名称为C时，植物C就成了乙的认识世界里的一个存在了。或许，甲并没有告诉乙植物C的名字，但甲指着植物C说“看这”，对于B而言，他的存在的世界就又多了一个存在，这个存在的名字是通用的代词"这"。
从另一角度看，你我到了山上，我们得到很多植物，都叫不出名儿，它们于一刹那存在于你我的认识世界，但由于无名，你我不能谈论，它们随即从我的认识世界消失，不再存在。
一物是之所是，在之所在的原因，在于名。每一个人的认识世界的存在，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之上的语言哲学、存在论，也即是老子所说的“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指的是每一个个体的人的认识世界的建立,从无中来,因名而存。老子的这一点观点,数千年来,虽然没有被历代解释者所解释,但这一观念已经深入每个国人的血脉，使得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和西方相似的以本体论为核心的形而上学的讨论，因为，我们已经解决了本体论问题，“明白”了西方的本体论为核心的形而上学问题是个伪问题。通则不痛，无病无辩。
七、老子和海德格尔的关系
老子以“无名”为始，“有名”正是认识论意义涵盖现代语言哲学追究内容的存在论（本体论）。其中，“之始”、“之母”之说，译作西文应该和“起源”、“产生”、“开端”、“起点”、“出发点”之意，应该差别不大。正是对西方存在问题的回答。
再则，翻译，不是将他国的语言的意思，译作本国语言，而是在本国语言中，寻找和他国语言相似的内容。德语ist、sein，英语to be、being，译成中文，“存在”、“是”、“有”等。反之，老子的《道德经》中的“有”字，在译成德语或英语时，很可能就是ist、sein，等等类似之意。
可以想见，深谙西方存在论的海德格尔在接触以语言认识为基础的东方的存在论时，受到的思维上的震撼。正是这种震撼，促使“海德格尔实质上是在考察，深入地、不知疲倦地、无情地询问---”（8）。毕竟，这是二千多年以来，来自另方世界别样的回答。
“人只能理解自己能理解的东西”。可以肯定的说，海德格尔在读《道德经》的德译文时，首先的研究的不是“道”，而是从西方的、自己的研究视域“存在”出发，追寻，何以“名有，万物之母”？
而“名有，万物之母”和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给出存在”不同的只是形象。名，即语言，万物，即存在，母，即家园。
存在和时间、存在和语言，分别是海德格尔学术生涯前后期的研究主题。虽主角都是“存在”，但和“存在”相对的对象的变化，谈出来的“存在”是不同的。正如一个小伙子，名字叫 “存在”，他和名叫“时间”女孩谈恋爱，或和名字叫“语言”的另一女孩谈恋爱，虽然同样都是“存在”的恋爱，同样称之为恋爱，但这是二个不同的恋爱没有什么可比性，是不同的恋爱。又比如，同样的一个人，一辈子打柴放牛，或一辈子做哲学研究，在不同的境域里展开的他的一生，也是全然不同的人生。
弗雷格说：“一个词只有句子的上下文中才有含义”、“字词的含义在于其被怎样的使用”。《存在与时间》，是在时间里展开存在，“存在”和“语言”，是在语言里展开存在的论述。“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不同的视域里展开的存在，在含义上是不同的。时间，是典型的西方观念，而“道”、“语言”（黑暗和敞明，也即是阴阳、有、无）则是典型的东方思维。
在时间里展开关于“存在”的讨论存在的问题，至使海氏最终未能完成《存在与时间》的论述。实际上，在这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中“他把存在看作是时间的这种意图仍然隐而不露”（10），而这一观点追至深处，也是难以回答“存在”是什么，或什么是“存在”的问题，它只能不了了之。
思维是有路数的。语言和存在关系问题，需要解决语言问题，也即是语言哲学中的核心问题：指称论（字词的含义）。这也是我初读陈嘉映先生《在存在深处交谈》一文中海氏对名称一段的论述让我大吃一惊的原因。因为一些互成印证关系的情况表明，西方在语言研究上的水准不至于此。而这一水准和海氏此段精深的认识是互成悖论关系的。这些相互印证的关系是：悖论没有消解、同时代的维特根斯坦深入字词含义研究时有心得却说世界是如此的黑暗、指称论，它们环环相扣，显示出一座认识之障壁。一如过了黑夜，才至黎明，在这些认识之障壁尚未突破之际，怎能识得语言与存在的关系？当然，这些怀疑也值得怀疑，“条条大路通罗马”，海氏另有它途，虽不识上述问题，却能至于此地，也有微弱可能。这需要更多的人对海氏学术有更多了解才可以肯定。（相关讨论见《读陈先生〈在语言本质深处交谈〉》。
这些问题都让人关注海氏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学界多有论述，但也有些让人困惑的问题存在。比如说，如果我们认为萧先生的回忆文章属实，那海氏那边半成品的译稿哪儿去了？特别是有关信息表明，海氏的手稿一直都保存完好。如果说没有这一回事，萧先生作此文回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个人利益，何必多此一举？这有违于人性常情。因此，我再作一、二论。
海氏站在西方二千多年的追问史上“看”的老子，和沉浸在“道光”二千多年萧先生，视点不同，所见之“物”当然不同。再加上语言转换带来思维的变化，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海德格尔没能按照萧师毅告诉他的意思用德文相应地写出《老子》的译文的原因了：因为不可能。
可以说，萧先生告诉他的“意思”，是萧先生的“意思”，而不是〈老子〉的“意思”，而老子“告诉”海德格尔的“意思”和“告诉”萧先生的“意思”并不一样，相去二万八千里。这样看来，“海德格尔实质上是在考察，深入地、不知疲倦地、无情地询问，他追究原文中的符号关系，这些关系之间的隐秘的相互引发（interplay），以及在这种相互引发中产生的每一种可想象得出的意义的上下文。只有各种意义的完全整合到位才使他敢于去决定一个思想形式的轮廓，并由此去将中文原文的多层含义清楚地、和谐地转化为西方的语言----我必须承认，在我们的工作中我无法摆脱掉一种轻微的焦虑，那就是海德格尔的笔记已超出了翻译的范围，这种倾向使我这个翻译者和中间人感到不安。” 带来的困惑，也豁然开朗-----“我觉得你说得不对，我不可能译出错误的东西误了后世”，“我感觉到的意思和你说的不一样，你又代表老子方的意思，这说明我的意思是我的，而不是老子的”。
有论者认为：“海德格尔与老庄的‘因缘’发生在他的思想转向之时，这并非偶然。所谓“并非偶然”，-----其二是说，老庄思想之所以能够对海德格尔的思想转向发生影响，应该在其思想的深处原本就有发生此影响的基础。不然的话，海德格尔与老庄，相隔几千年，分属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为何有如此之‘因缘’，就是很难理解的事情了”（4）
这个论说里没有考虑语言转换带来的思维上和视角的变换。由于语言转换，老子“告诉”海德格尔的，首先不是“道”（本无，怎有？有也是后有），而是东方的“存在论”。海德格尔思想的转换，是不是其（个人）思想的深处原本就有发生此影响的基础，我们难以考证，但西方的哲学传统就是“存在论”，而且海氏又是最有力的研究者这一点，也是事实。如果说，海德格尔思想深处原本就有发生此影响的基础，那么，这个基础，不能全归并不是海德格尔自己个人独自研究所得。一个优秀的研究者只需要一点点的提示就够了。
必然发生的事件在偶然之中选择了勤奋和智慧的他。
分辩些的意义在于正确评价海德格尔在东西方文化中的贡献：伟大的中介人和伟大的解释者。同时，也让我们认清传统思想的精髓和中国语言的底蕴，以现代汉语和现代研究方式研究老子，深入阐明中国之"有"，探究"有、无"的关系，发扬光大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
七、其它
由于学力、视域所限，谬误定多，且该涉未涉区域多着，有待各位批评指正。
（草）
（1）魏长宝〈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焦虑〉
（2）第一哲学与哲学的第一问题 俞吾金
（3）哲学是什么－－《西方哲学史》导言 张志伟
（4）《西方哲学多维透视》绪论
（4）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问题* 杨学功 李德顺
（5）张志伟《存在与时间》讲义
（6）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133节
（7）俞宣孟〈中西哲学形而上学形态的差异〉
（8）《海德格尔翻译〈老子〉及其有关问题》 张祥龙
（9）张志伟〈“白天看星星”——海德格尔对老庄的读解〉
（10）《伽达默尔集》P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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